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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红民:档案多情似故人——漫谈利用档案研究民国史
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民国档案杂志 Author 陈红民
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两处茫茫皆不见”,是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中的名句,形容寻遍九天之上,穷尽九地之下,决心大、用功勤,仍茫茫不见,所寻不得。史学家傅斯年将其改成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东西”,要求史学家一定要用最大的努力,穷尽可能地搜集资料。我在傅斯年改动的基础上,再引申一步,改为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档案”,专为强调找档案的重要性。傅斯年重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,他有句“名言”——“史学就是史料学”。史学界对这句片面深刻的话一直争议不断,学者们见仁见智,但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,谁也不能否认。史学研究是一门实证的学问,所谓“论从史出”,就是指史学研究的结论必须在穷尽所有史料的基础上方能得出。有学者可能偏好理论,擅长分析,做概念史(观念史)、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,但其观点终究也要史料支撑。史料的种类有许多,对于具体的研究来说,各类史料价值是相等的,没有高低之分,只要史料是真实可靠的,能用来恰如其分地支撑学术观点,就是好史料。但不能不说,在所有史料类型中,档案资料因具有典藏的权威性、完整性与连续性,很多情况下也有唯一性,所以显得尤为突出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对“档案”的定义是,“指过去和现在的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从事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、军事、外事、科技等方面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、图表、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。”特别强调了其作为历史资料的属性。学者们写论著、申报课题需要排列“参考文献”时,“档案资料”通常是排在最前面的,这是一种约定俗成。
真正利用二史馆馆藏档案是在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后。我要写胡汉民传记,二史馆有“胡汉民个人全宗”。个人全宗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,找到万仁元副馆长,在他的协助下,顺利看到了,并运用到《胡汉民评传》中。万馆长的开明、担当与对年轻学人的支持,终生难忘。此后,我时常去二史馆查阅档案,在研究抗日战争正面战场、战时交通运输、国民党五全大会、蒋介石等课题时,均以二史馆的档案为基础史料撰写论著。二史馆一向注重档案开放工作。我们在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蒋介石资料数据库建设”过程中,得到了二史馆领导的大力支持,他们在符合政策法规的前提下,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的档案资料复制件。
2019年,我去意大利威尼斯大学讲学两个月,专程去了罗马的意大利外交部档案馆,与馆方达成了搜集民国时期中意关系与蒋介石资料的共识。可惜,因新冠疫情蔓延全球,此事目前暂时停摆。我对档案的痴迷与用功,有一事可以说明。1996—1997年,我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,去哈佛大学访问一年。其他同期的访问学者多选择学英语,修课程,与美国学者交流等,而我就窝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善本书室,花九个月时间将其所藏的“胡汉民往来函电稿”全部录入电脑。那时刚有笔记本电脑,黑白屏幕,分辨率很低,我每天工作下来,眼睛干涩到非常难受,后来有种“眼睛要瞎了”的感觉。等资料全部录完之后,我趴在图书馆的桌子上,无声地流泪哭了,当然也是欣喜的泪。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说,他当馆长这么多年,看过连续到图书馆的读者,是为写博士论文,最长大概是3个月,我这九个月的记录恐怕很难有人打破。当然,这么傻用功,也博得了一些名声,奠定了我后来与燕京图书馆合作的基础。至今,在哈佛燕京学社与图书馆,都还有我当年“死用功”的传说。
“既见君子,云胡不喜”,出自《诗经·风雨》。是说女子见到期盼很久的郎君,压抑内心狂喜,故作矜持,平淡地说声高兴。我改两个字,用在这里,是说利用档案带来的收获,或者说是意外之喜。
学界普遍认同如下观点:一部好的史学作品,要有“三新”,即能发掘新的史料,运用新的研究方法,提出新的研究观点。具体到某项研究或者一篇论著中,同时达到上述“三新”是有些难度,能有“一新”就相当不错。利用档案,探析出新史料背后的意义,就是发掘新史料最常见的方法。自己的研究,得益于新史料的发掘与整理甚多。我主持整理、编辑与出版了两大套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珍稀资料——《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5年)、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5年)。胡汉民资料从接触到最后出版,前后用了10年时间,蒋廷黻资料更长,前后是13年时间。我以哈佛燕京的胡汉民资料为基础史料,完成了博士论文《哈佛—燕京图书馆藏“胡汉民往来函电稿”研究——胡汉民的人际网络、反蒋抗日活动及其他》,修改后由生活·新知·读书三联书店以《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》为书名出版(2003年)。蒋廷黻资料的整理项目,获得国家社科基金“重点项目”资助。这两套书都获得了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,蒋廷黻资料还获得了教育部优秀成果二等奖。用这些资料写成的学术论文,为数不少,在此就不列举。可以说,通过阅读与整理这两批史料,我的研究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。天道酬勤,付出有所回报。
“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”,是苏轼人所共知的名句。我改几个字,是要说在史学研究中,对档案史料要沉得下去,也要能跳得出来。批评“史学就是史料学”说法的人,认为这个论断忽视了史学工作者的分析判断能力与作用,容易造成史料堆砌。我认为,这句话更确切的表达应该是,史学工作者具备了相当的研究能力后,史料就是至为关键的。传统史学要求好的史学工作者具有史德、史识、史才等素质。如果只要有好材料,好档案就行,那么最好的史学家,应该是档案管理员,他们每天与档案打交道,守着一座宝库。阅读、处理档案,发掘其历史内涵与价值,恰如其分地将其用在研究中,需要研究者的综合能力。档案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,理解历史档案的价值,需要多方面的综合能力,如档案学、宏观的历史脉络、文件的背景、公私文书格式、书法辨识等等。如果没有这些知识,面对档案会一筹莫展。而这些知识的获得,除了书本学习外,很大程度上要靠实践,多读档案,认真揣摩,熟能生巧。
“夜久寂无人,露浓花气清,悠然心独喜”,这是宋代张孝祥的词句,写作者一个人在夜色中赏花,无人打扰,独自占有而心中窃喜。阅读档案,也是一件孤独的事情,应该用享受的心情来做。
前面三点,是从实用的角度,讲如何积极地寻找档案,用档案写文章、申请课题,甚至得奖,晋升职称,来获得学术上有形的进步。第四点是无形的收获,看起来有些虚,但也很重要。1.读档案是一种修行。换个角度看,在当下中国社会,能有时间有机会读档案的人可谓凤毛麟角,是一种极小众的阅读和探寻体验。寻找档案、查阅档案的经历本身,是静心沉气的修养良法,也是极好的人生阅历和财富。为写论著,做课题,或专门的研究,坐在幽静的档案馆里工作,是一种特殊身份的象征。能使自己在浮燥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一个平静的方法,还可以增加知识,提高自己的各种能力。每位有条件读档案的人,应意识到这个“福气”,有“悠然心独喜”而惜福的心境。
(原文载于《民国档案》2021年第三期,注释从略。感谢“民国档案杂志”公众号授权转载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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